20世纪60年代除了西方世界中的种种冲突，铁幕这一侧内部也有文化政治式的静水深流，不应遭到简化。作者身居海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抱有兴趣和研究关注，这篇文章就以一种“思想文化游记”的形式，记述了他在布达佩斯寻访卢卡奇遗迹，以及阅读卢卡奇的所思所想。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考与20世纪的种种问题密不可分，甚至对中国如胡风等都影响甚大。因此，这样一个“寻访”之旅，也就有了不少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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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璞
（《读书》2022年3期新刊）
二〇一七年，我终于有幸来到布达佩斯，只为了“寻访”二十世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让我们按照匈牙利习惯，把姓放在前面）。那是四月的一个午后，我从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裴多菲俱乐部旧址一带出发，步行到多瑙河畔。春寒未脱，天色欲雨，厚重的云层之下，河流显得如历史般浑浊。岸上贝尔格莱德街的一座公寓楼，便是卢卡奇故居所在。
卢卡奇故居的标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联邦德国人士曾来此访谈卢卡奇，他们提到河畔的公寓“带有奥匈帝国的气质，这种气质仍留在布达佩斯的面容上”。也是在这里，一九七一年，患癌的卢卡奇，以非凡的意志力，起草“自传提纲”。他一生以双语写作，这最后的文本也以德语为主，匈牙利语为辅，冠以德文标题《经历过的思想》（Gelebtes Denken，中译本见《卢卡奇自传》）。同年六月，作为参与匈牙利苏维埃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作为曾经的苏联公民，作为屡遭批判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作为联邦德国歌德奖章获得者，卢卡奇离开了人世。
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旅客，只觉得布达和佩斯显出时光的耐心和侵蚀。从公寓楼所在的佩斯一侧望向对岸的布达：古城堡依丘陵而建，像一块文明的石头，枕着河流，还在和这边的公寓楼一道静听水声吗？这多瑙，欧洲第二大河，也是思想的逝水。这名城，卢卡奇生于斯，逝于斯，葬于斯，又曾从此流亡，如今它既不复是奥匈的“小巴黎”，也不再是工农政权的首都。这大地，多次改变名号和身份，既是卢卡奇终身相系的祖国匈牙利，又代表了他未能实现的社会理想。
左岸为布达，右岸为佩斯（来源：corinthia.com）
当一八八五年卢卡奇出生时，匈牙利作为独立国家并不存在。他生长于布达佩斯的犹太巨富之家，而后多地游学，在德国海德堡时，更成为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思想圈子中的一颗新星。当他早早完成的几百页的现代戏剧研究获奖时，他却觉得评委会根本不够水平来评价它；当他一九一一年的散文杰作《灵魂与形式》受到好评时，他写信告诉书评人，自己已经告别了那样的写作。他是真正多语种的、富有激进普世精神的欧罗巴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许多欧洲人士受到国族情绪裹挟，支持自己的帝国主义祖国乃至参战，但青年卢卡奇却向韦伯夫人直率表态：如果战争让霍亨索伦的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和罗曼诺夫的沙俄都遭到覆灭，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而在晚年的回忆中，他道出了当时内心的真正绝望：当欧罗巴走向帝国主义的疯狂争夺，“究竟什么能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在这样的精神危机下，他写出了名著《小说理论》。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恰如同现代史的弥赛亚救赎。卢卡奇一九一八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在次年的匈牙利苏维埃革命中，他担任教育和文化人民委员，还曾作为匈牙利红军第四师政委和“白军”作战。革命失败之后，卢卡奇和另外一位同志被留下来组织地下党（“有人想让我们当烈士”，晚年卢卡奇如是说）。据谣传，当遭到“白军”搜捕，被喝令“交出武器”时，卢卡奇只是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钢笔。对此逸闻，晚年卢卡奇只是一笑置之。事实上，他避过了搜查，潜伏出境，开始了流亡生涯。一九二三年，他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该书提出著名的“物化”理论，可以说是列宁时代最伟大也最富于争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因此，卢卡奇和意大利的葛兰西、德国的柯尔施一道，被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这份荣誉，晚年卢卡奇也仍是一笑置之。
1919年，匈牙利在战争中败给罗马尼亚后，罗马尼亚军队在布达佩斯行进（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二十年代，卢卡奇主张的“人民民主”革命纲领，遭到党内批判。他一生奉行列宁准则——“从没有绝境”，一旦发现“此路不通”（cul-de-sac），就另辟道路。他退出了政治岗位，转向哲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一九三三年起和家人定居苏联。他是最早读到马克思“一八四四年手稿”的学者之一，还曾掀动影响全欧洲的“表现主义论争”。在“肃反”的腥风血雨前后，卢卡奇也做过许多或真诚或违心的“自我批评”。终其一生，他没有后悔过当时的抉择：他必须留在国际共运的体制之中，因为“党证是参与历史斗争的门票”，当时最重要的斗争是反法西斯斗争，而只有苏联可以阻挡欧洲落入法西斯之手。卢卡奇在《经历过的思想》中专门比较过，柯尔施脱离德共，结果一事无成，但戏剧家布莱希特，“表现主义论争”中卢卡奇的主要论敌，却留在党内。布莱希特和卢卡奇，既是对手又是朋友，一同成就了二十世纪左翼人格的范型：有确信，有投身，有党派，同时坚韧地保持思想文化实践的活力。卢卡奇活过了大清洗，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五年，战胜之年，卢卡奇终于成为一名归来者。从美国的方向，有更多人归来：戏剧家布莱希特、音乐家艾斯勒、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选择了东德，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所，则回迁到西德。卢卡奇有着明确的国族抉择——“匈牙利人”。格奥尔格·卢卡奇终究是卢卡奇·捷尔吉。他回到布达佩斯，分配到了这套河畔的公寓。说起来，这已不是他的第一次“社会主义分房”。根据新近整理的卢卡奇妻子波尔什梯贝·格尔特鲁德（Bortstieber Gertrud，也是姓在前）的书信，三十年代他们一家盼望着得到莫斯科的一套公寓。当时恰逢苏联“住房荒”，他们最终只分到一处偏远狭小的住房。而卢卡奇在晚年的自传提纲中，却近乎狡黠地提到了这套房子，认为这是他逃过大清洗劫数的一个原因（“原因三：我的公寓”）。言下之意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对他的房子没兴趣。但其实在四十年代，就是从那套简陋单元房中，他也曾经被内务人员带走。拘禁期间，他的歌德研究底稿没逃过被焚毁的命运。他只在自传提纲中轻描淡写了一笔，放进括号——“两次拘捕”。历史狡黠的背后是历史的残酷。
卢卡奇回到匈牙利时“满怀希望”，参与到建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实践之中。然而，五十年代初，他又一次成为党内批评的对象。又一次“此路不通”，他转回美学理论，开始《审美特征》的写作，同时，人们也会在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中见到他的身影。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变爆发，卢卡奇加入临时政府出任文化部长，但他不仅反对匈牙利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希望回到列宁的“工农民主”纲领。苏军进城时，他曾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庇护，对此，他在自传笔记中直说这是“鲁莽的错误”。他随后被苏军押往罗马尼亚，度过了所谓“检讨和审查”的一年。我在公寓楼中拾级而上，发现卢卡奇故居楼层不低。从环形楼梯上往下看去，甚至让人有眩晕之感。卢卡奇一直在这里生活到八十六岁，我不知道楼中有没有升降梯，心想，匈牙利科学院也太不照顾“老同志”了吧！对于当年的匈牙利当局，卢卡奇确实是一个棘手的存在。一九五七年回到布达佩斯后，虽然失去了党内身份，但他继续工作，完成了《审美特征》。他向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写信，宣布他只得在西德发表这一巨著。中央领导赶忙召见他，甚至提出，如果卢卡奇想去“西方国家”定居，他们一定礼送出境！对此，卢卡奇傲然拒绝。他曾多次表示，哪怕是“最好的资本主义”，他也不愿去。如果不能从东欧阵营内部激发变革的可能性，那么他的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一九六七年，他的党籍恢复了。他和学生开玩笑：卢卡奇同志重新加入党，可惜还不是党重新加入卢卡奇同志。他的遗言是：“唯一的出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给“真正的”加了着重号，二十世纪的传奇一生就此隐入多瑙河畔的公寓……
卢卡奇去世后，公寓逐步改为资料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像在任何学者故居一样，书房是后人参观的重点。六十年代的访谈者们就曾称羡卢卡奇的书房，说四壁的藏书“一直堆到高高的天花板”，茶几上摆着“饮品和甜点”。经过资料馆的细心整理，故居中的书房没有了学者生活的杂乱惬意，而更显宽敞明亮。我一进去，首先注意到的是墙上的卢卡奇妻子的肖像照。波尔什梯贝·格尔特鲁德在卢卡奇的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说是他命运中的契机和奇迹也不为过。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他生命根本的“转折点”，是对真理的实践性确信，而格尔特鲁德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九一八年，经历过“私生活的混乱”之后，卢卡奇在一次“伦理学讲座”中认识了格尔特鲁德：“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爱情。她的活动作为一种试金石……渐渐变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伦理学的原则和具体的生活实践不再对立隔离。在奥地利流亡期间，格尔特鲁德掩护卢卡奇。在苏联，格尔特鲁德用功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卢卡奇一方面反对斯大林体制，另一方面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化，这样的双重发展，其“统一”又是“由格尔特鲁德提供”的。在他的弟子们眼中，格尔特鲁德身上结合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泰斗和戈特弗里德·凯勒小说中的平民女英雄”。概括起来，卢卡奇一生的种种决断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伦理的。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最关心的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具体生活实践，而他自己又把爱人和伦理统一性联系起来，可以说，格尔特鲁德已经代表了卢卡奇所没有写出的伦理学。
卢卡奇书房中的大书桌上，不再有乱堆乱放的各种手稿，仍然陈列着的，除了台灯和文具外，还有一只烟灰缸和一小尊歌德半身雕塑。是的，卢卡奇是“老烟枪”，在《经历过的思想》中还不忘以香烟广告为例，来说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对个人的全面控制。而那尊歌德像，在卢卡奇的晚年工作照中也多次“出镜”：桌上稿件纷杂，老人用它来做镇纸。至于他堆到天花板的藏书，已经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地归入各个书柜。其中自然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等德意志经典哲学家的全集，也收录着战后陆续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作品。在浏览中我还发现了整套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版。我立刻联想到，卢卡奇最后的巨著《社会存在本体论》讨论到人类早期生产技术，对李约瑟的中国研究有过征引。《社会存在本体论》这部巨著又是一部遗作。六十年代初，在《审美特征》之后，卢卡奇开始着手自己构思已久的伦理学，第一章将命名为《伦理在人类行动体系中的地位》。但他很快发现，这样的一章极有可能超过一本书的规模。他到一九六四年明确下来，要走向伦理学，首先必须完成一部本体论，这便是《社会存在本体论》。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严格而紧张地写作，一九六八年完成了第一稿。美学和本体论已经来了，伦理学和政治学还会远吗？一个二十世纪的思想体系呼之欲出。看来，卢卡奇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圣奥古斯丁”（美国学者马歇尔·伯尔曼语），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亚里士多德（正如他自己常把黑格尔比作资产阶级的亚里士多德）。但是，西德访客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弟子们当年都不禁要问：“真的有一种东西，叫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吗？”
波尔什梯贝·格尔特鲁德在苏联期间的书信手稿，藏于卢卡奇档案馆（书信手稿上画的就是等待分房的户型图）的确，经过了康德以来的历次哲学变革，知识人一见到统揽万有的“本体论”，就要打一个问号，防范着“形而上学的恐怖”。卢卡奇反复解释，他的本体论，恰是回到日常现实并为之奠定根基，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存在？”中心概念是——劳动，一切人类实践的原点。而他的学生们也认为，这部著作的确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收到批评意见后，老人立刻投入到全面的修改乃至重写工作之中。改写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在卢卡奇资料馆，工作人员向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展示了原稿。可以清晰看出，论著已是完整打字稿，但卢卡奇又在上面加了无数手写修改乃至整段整节的增删。不妨想象一下这数千页（！）手稿摊在老人书桌上的场面。正如他的得意门生阿格涅斯·海勒后来所论，这份“未定稿”中“有对相同问题的截然相反的表述，有空洞的重复，有论证上的缝隙”，但也有新探索思路的“微光”。在他身后，弟子们也把他们当年的批评意见一并发表，认为这部巨著兼遗作不失为“一个二十世纪伟大头脑的产物”，既是“失败也是成功”。卢卡奇的最后十年正和六十年代重合。在《新左评论》的访谈中，他还是强调，人们不应迷恋于他早期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二十年代已经过去，六十年代才是我们的切身问题”。但六十年代的进程本身，又使得卢卡奇不得不暂时放下本体论，去回答更迫切的问题：一九六八年，苏联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终止了这一东欧国家的改革，那么，“苏东”阵营还能不能自我革新？一九六八年的卢卡奇：八十三岁，鳏居，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社会存在本体论》遇到困境，而因为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他又迫切需要回应，写出自己对东欧的政治构想。他在和死亡赛跑，在和“苏东”的坠落加速度赛跑。也可以说，《民主化的进程》这本小书是一位老病哲学家的急就章。
但老年卢卡奇绝非“老朽”“老弱”，思想也并不“老套”。书中对康德、萨德的性伦理比较，落脚于婚姻之为“对异性器官的私有”和性交之为“对伴侣的物化”。同时，卢卡奇虽住在铁幕东侧，但他对西方战后的“后工业”资本主义也有充分了解、洞察和分析，比如他精彩地点到市场规则对文化的全面渗入和对社会的“总体控制”，这样的思想锋芒正可以和西方内部的批判声音相对照；卢卡奇并不是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后学所认为的那样“脱离时代”。卢卡奇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强调“回到日常生活”，回到个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发展，从中发扬新的人民民主。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读来，难免感到气闷。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已经让卢卡奇的政治思考陡然丧失了相关性。恍神间回望，仿佛卢卡奇只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老革命”，絮叨着回到列宁，恢复理论辩论，重启工人管理社会……这是历史的残酷玩笑，当年“苏东”内部的道路反思，却因为已然没有了“苏东”，而被大多数人扔出窗外。晚年卢卡奇跑赢了生命时间，但他的思想跑输了历史时间。可叹者，或莫过于此。最后，摊在卢卡奇书桌上的手稿，除了《社会存在本体论》和《民主化的进程》，还有《经历过的思想》，这份自传提纲是在临终前的几个月中完成的，更显出他和时间的赛跑。为什么直到面对“哈姆雷特之问”，他才提笔记下这些自传断片？格尔特鲁德一九六三年去世前就曾催促卢卡奇撰写自传。他所尊崇的老歌德，也正是德语自传文学的伟大典范。但卢卡奇的自传提纲一开头就说，“每一部自传”都是“主观性的”，而记忆从不可靠，其“客观性”和“历史性”很难落实。提纲的德语部分艰难地面对着“个体”和人类生活的本质的矛盾：主观的种种倾向，作为个人“朝向全人类的发展”，便是对“时代难题的解答”，历史中“个体的真实展开”也就是人类本质的体现。“归根到底：历史”。
那么，历史又是如何对待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呢？二〇一七年，我在参加卢卡奇研讨会的间歇，也匆匆参拜了卢卡奇墓。他葬在布达佩斯著名的克拉佩西公墓，那里安眠着许多文化名人，包括他年轻时喜爱的诗人阿迪·安德烈（Ady Endre）。在这样一座花园般的公墓中找到卢卡奇夫妇墓，不算太难。他们的墓朴素简单，没有碑，只有一块方方正正的躺石，上面用金字刻下姓名和生卒年。旁边的墓也都是如此规制，墓主人大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优秀人物，他们死后排列在小路两边，而这条路通向人民英雄墓园纪念墙。但这一纪念性墓葬区，却像被遗弃了一样，那天只我一个参观者，真仿佛这些当年的社会主义者们正在孤零零地忍耐着反讽，等待着五月。与此相隔不远，便有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变死难者纪念雕塑，那里摆满了当季的鲜花。雕塑周围，许多墓碑旁都专门插着剪去了红星的匈牙利国旗，正在春风中招展。在我眼中，两个墓区也形成鲜明对照，匈牙利人似乎已经刻意忘记，当年事变的不少参与者，比如卢卡奇，恰恰是在坚持左翼理想，而非放弃。在墓园中，我体会到了历史的简化。历史的简化，的确是当代匈牙利的核心文化政治问题。右翼民族主义上台后，就开始重塑国族史，掩去革命记忆，而突出民族神话。卢卡奇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主义者，他的历史形象自然首当其冲被抹去。二〇一七年，布达佩斯河畔公园中的卢卡奇雕像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据说是古匈牙利建国者圣斯蒂芬一世的雕像），以至同一年的卢卡奇研讨大会有了抗争的意味，组织者号召与会学者去公园参加游行，表达抗议。而在卢卡奇故居中，我曾向资料馆工作人员提出，他们应收藏卢卡奇的中文译本，但对方却说不会有这方面规划，让我小有不满。后来才知道，从那年起，匈牙利当局终止了资料馆经费。二〇二一年卢卡奇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我听说，卢卡奇资料馆已经正式“关门大吉”，二〇一七年向我们那一批与会人士开放参观，可能竟是最后一回（相关收藏暂时转入中欧大学）。二十世纪历史中具有探索性却屡遭埋葬的部分，仍为某些人不容，就这样又一次被拆除，被关闭。
布达佩斯的卢卡奇雕塑，已拆除
现在的布达佩斯，还能找到卢卡奇的痕迹吗？不复存在的雕像，不再开放的故居，没人献花的墓。连他星散于世界各地的学生们，也正在凋零。二〇一七年开会时我见到了海勒，她以八十八岁高寿，解说着老师的遗产，而两年后，她也仙逝了。匈牙利没有成为卢卡奇为之奋斗的样子，多瑙河的水色继续透露着时间的晦涩，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仍需求解。今天遥想没有卢卡奇的布达佩斯，我更意识到，我们需要从二十世纪的哲学和实践中重新开始一场拯救。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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